從左至右女性：陳碧、劉瑜、趙宏
迷茫、焦慮和孤獨似乎是絕大多數人在二十多歲的年紀所共有的生命體驗女性。年輕的人們尚不知該如何在萬千種可能性中為自己選擇一個確定的自我， 正如劉瑜老師所說的，我們始終不能服氣，為什麼在無數個可能的“我”中，我只能成為這一個自己。
但在初夏的2026理想國讀者日活動中，劉瑜、趙宏和陳碧三位學者以“更輕盈對抗不確定”為主題，從各自的親身經歷入手，在一場有趣而極具思辨性的對談中為在場所有人帶來了極大的安慰與鼓舞女性。
從個人成長到社會生活，在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間，我們如何找到自己的路？在一個註定無法完美的喧囂世界裡，我們又該如何保持理性的思考，如何為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以下精彩的對話或許會為我們提供全新的思路女性。
01
“奧德賽”時期的最大困惑女性：
我們如何定義自我女性？
陳碧：最近社交媒體上有個熱詞叫“奧德賽時期”，它講的是20～35歲的年輕人，猶豫著不想那麼快進入成年女性。這個年齡段完美對應了現場的大多數觀眾的年齡，也許我們現在也同樣感受著這樣的迷茫。恰好劉瑜老師的《送你一顆子彈》裡寫的就是她20年前的遊歷與漂泊。想請劉瑜老師講一講，她是否也經歷過“奧德賽時期”？
劉瑜：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送你一顆子彈》這本書的再版，我非常感動理想國願意給這本16年前出版的書一個再版的機會女性。今天來到這現場，看到這麼多人，感受到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連線，我其實特別感動。
說回到“奧德賽”這個話題女性。奧德賽講的是特洛伊戰爭之後，一個人歷經千辛萬苦尋找自己家園的故事。我覺得這是人生的一個轉折期——在此之前，你的人生是被別人定義的；在此之後，你要開始定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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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歲之前，我們從小學到大學，其實一直有一個“導航系統”女性。但20歲之後，大學畢業，開始找工作，我們會發現這個“導航系統”失靈了，我們要開始自己找路，有時甚至要自己開路。這種痛苦我非常理解。人沒有選擇的時候很痛苦，但選擇太多的時候，也會焦慮和迷茫。
就我個人而言，我覺得我的轉折期特別長，從20歲到40歲都是我的“奧德賽時期”女性。在這個漫長的轉折中，我有特別幸運和特別不幸的地方。幸運的是，從十幾歲開始，我就特別清楚地知道，我這輩子要做的事情應該是和寫作有關的。我從小喜歡寫東西、喜歡錶達，在寫作這件事上也確實從小就受到認可。因為有了明確的目標，我的選擇範圍就大大縮小了，很多選項立刻從我的桌面上被移除了。
但痛苦的地方在於，寫作也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女性。很長一段時間，我考慮過要不要去做一個職業的虛構小說家，我也想過要不要去做一個自由撰稿人，另外還有一個選項是去做一個職業學者。
雖然最後我還是紮根在了學術的專業領域裡，但某種意義上，這不是因為我喜歡這個選擇遠遠多於其他選擇，而是因為這是唯一不需要做出過多解釋的選擇女性。因為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個國外的博士，又在劍橋大學工作了幾年。如果我從一個已經爬得很高的樓梯上突然跳下來，去選另外兩個選項，我就要跟很多人做無數的解釋，所以後來不知不覺就走上了學術的道路。
我當然不會後悔，因為每個選擇都有它的成本和代價女性。但有時我會情不自禁地好奇，在另外一個宇宙裡的那個我選擇了寫小說，那她現在會寫出什麼作品，我很想讀她寫的小說。
我覺得我的“奧德賽時期”特別長，就在於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裡，我一直在一件事情上掙扎，我始終不能服氣、不能接受的是，為什麼我只能是一個我？而所有的年輕人事實上都會面臨這個問題，到最後我們都要接受，在無數個可能的“我”中，只有一個“我”，最後你只能塑造一個“我”女性。這確實是所有年輕人都會面臨的一個很痛苦的視窗期。當然，如果你很幸運，從小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那你就是被保佑的人，但我覺得這樣的人可能不一定那麼多。
趙宏：我跟劉瑜老師可能有一點不一樣，我從小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女性。現在回過頭來想，我的20歲到35歲，好像真的沒有那麼痛苦過，可能是因為很多的選項已經被生活篩選掉了。
比如我想要在大學裡當老師，我原以為這是我的夢想，後來回過頭來想，是因為我當時上大學的時候發現，即便上了很好的大學，就業時仍然有“鄙視鏈”女性。我恰好處於“鄙視鏈”的最底端，所以不一定能去像公檢法這樣特別好的機關單位，所以我只能努力考研、考博。我也沒有寫小說的天賦，因為我抓取不到生活中的很多細節，有些時候可能過於邏輯……
可能人在年輕的時候，會誇大每個選擇對我們人生的決定性影響，但回過頭來看，人生的容錯率其實很高，不會說一步踏錯了，接下來的人生道路就完全進入另一個岔路口女性。
陳碧：我看劉瑜老師在《送你一顆子彈》裡講到，她也曾有過《月亮與六便士》裡的感慨女性。她也曾經想過要出逃，去做她的文學夢，但有東西把她拽回來了。想請問劉瑜老師，你是怎麼繼續從事了學術這份工作，而沒有再去看文學的“月亮”？
劉瑜：首先我已經成功被學術“PUA”了，學術現在就是我的月亮女性。我之前對學術那種勉勉強強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舉棋不定的後果。當你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一件事情時，你就會對它半信半疑，很難有現在流行的所謂“沉浸式體驗”。
學術這個工作有特別有魅力的地方，也有特別糟糕的一面女性。如果你一定要讓我換算成一個比例，我會說70%都是挺痛苦的成分。
比如你得去申請很多基金，填各種表女性。有時候，學生的論文可能寫得不怎麼樣。還有的時候，你投出去的論文自己覺得很好，結果被拒稿；或者沒有被拒稿，但評審提了差不多38個問題，你的論文字身一萬字，寫回復要寫三四萬字……這些都是很痛苦的地方，但確實那30%的地方是閃閃發光的，你很難找到其他工作能跟這30%相比。
學術本質上分為教學和研究女性。教學方面，我不太喜歡上課，因為我心理素質不太好，到現在上課前還是會緊張。但我非常喜歡備課，因為作為老師，我們被強迫輸出很多知識，所以不得不去吸收，而且是非常系統和透徹地吸收（知識），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
大學老師和中學老師的不同在於，你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知識的開拓者女性。但我從不做自己不感興趣的東西。不管這個課題是否好發表、好出版或者好拿經費，我只做我真正覺得有趣、有意義的事。
在這個前提下，學術工作本質上是一個偵探的工作，這跟法學有點像女性。你到了一個案發現場，發現一個人被殺了，殺人犯可能是A、B、C。真正的學術也是一樣。
對我來說，在政治學中遇到一個問題，你想尋求解釋，想知道到底是A解釋還是B解釋，你就要不斷收集資料、做社會調查、尋找案例、查詢文獻女性。做了很多實證調查之後，這些調查給出一個結論時，你會感受到一種破案的驚喜。當然，結論有可能是錯的，因為社會科學裡很少有確定的知識，但這個發現的過程還是會帶來非常大的滿足感。
趙宏：工作對我的意義，我覺得可能是自我賦予的女性。剛才我也講了，當老師這個過程，其實是生活幫我們做了很多篩除。回過頭來想，那個時候看到的職業樣本也不多。在大學裡看到的審美標杆基本上都是站在講臺上的老師，那時候我們都很羨慕老師的生活，但等自己真當了老師，會發現其實是講臺給他們附加了很多濾鏡。
但好的地方是，我在選擇了這個生活之後會不斷地給它附加意義女性。好比說，到現在為止，我並不覺得寫論文是一件特別無聊、枯燥的事。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寫的論文是我自己感興趣的東西。當我把一篇論文寫得很漂亮的時候，我的滿足感會很強，哪怕可能沒有多少人讀。
陳碧：大家都是文科老師女性，我們講了這麼多在文科的學術研究中讓人感到快樂的東西，你們一定不相信現在網路上的“文科無用”論調吧？你們會覺得我們（文科生）其實是強大的，是可以自己為自己賦予正當性的嗎？
劉瑜：“文科無用論”已經持續了很久，但現在更新的論調是“理工科無用論”女性。AI興起之後，現在看來最容易被取代的是那些標準化程度特別高的工作，比如程式設計。矽谷的大廠這兩年確實開始大規模裁員，新的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很難找到工作。之前一直說“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現在理工科好像也跟我們一樣沉到谷底了。
但這是不是意味著文科變有用了？我個人的感覺是，這其實不在於你學的是文科還是理科女性。尤其在AI時代，假如你是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學文科，誰能背得過AI？ 重要的不是學文還是學理，而是你是否在用一種創造的、探索的和行動的意識在學習。如果是這樣，那麼無論你學什麼，都能夠在裡面找到樂趣以及工作的機會。但如果你只是等著被告訴答案，那麼學文科或理科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趙宏：有用無用其實取決於我們以什麼標準來評價女性。 某種程度上，當我們用“有用無用”來評價你的學科和職業選擇時，這本身就是在把自己客體化和工具化。
陳碧：在《送你一顆子彈》裡面，劉瑜老師還寫到自己在年輕漂泊的過程中，內心常常住著一個孤獨的自己女性。她安慰自己時會說，“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現在我們也常常會覺得孤獨，網路上的朋友越多，反而在現實裡越感到孤獨。與此相對，我看趙老師的作品裡很少表現出孤獨感。所以想聽你們二位分享一下，一個人到底要如何應對自己內心的孤獨？
劉瑜：我特別佩服一類人，他們一個人也能過得非常好，非常有活力女性。我以前總覺得他們是裝的，後來仔細觀察，發現真有這種人。但那時候，我不得已一個人去看一場電影都會覺得自己非常可悲；也一個人去旅行過，但覺得還不如不去旅行。這種經驗多了，我就發現自己是一個特別不善於和孤獨相處的人。
當然你可以說，我把孤獨轉化成了這樣一本書女性。在這個意義上，它不完全是內耗，也有某種產出。 但我總覺得，不同的樂趣或溫暖是不可相互兌換的。我寫出論文帶來的樂趣，和旅行帶來的樂趣，或者閱讀帶來的樂趣，其實是不可通約的，是不同的東西。
對於孤獨這件事，我覺得剛才說的寫書、讀書、看電影、旅行，都難以抹平孤獨感帶來的心理挑戰女性。 其實只有一樣東西能解決：一個有溫度的人，非常密集地和你在一起，也就是親密關係。這個東西不能被其他物質替代。
我不是一個需要很多朋友、每天要社交的人，我比較宅女性。親密關係也不一定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有時哪怕是比較好的閨蜜，或者父母，其實都一樣。但在國外那幾年，尤其是寫這本書的那幾年，我太缺少這樣的關係了，但回國之後就得到了治癒。
趙宏：從我個人角度而言，學者當然需要孤獨，孤獨能帶來專注女性。我日常除了上課，其實也很少參加會議。我覺得參會很多時候對我是巨大的能量消耗，我寧願按部就班，到點去辦公室，過非常秩序化的生活，這樣才能帶來學術上的投入感。
但反過來，如果總是過這樣的生活，人生目標就會變得非常單一女性。 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們經常會互相鼓勵，我們會變成對方生活的參照，讓我不會一直處在一個非常單一的評價體系裡，我覺得這就是共同體的力量。
02
“網紅學者”一定不專業女性？
陳碧：我們在討論公共議題的時候，儘管是以政治或法律的專業身份進行討論，但不可避免還是會被冠以“網紅學者”的稱號女性。每次當我們在做公共表達的時候，都有一些朋友建議我們少做這樣的事兒。哈耶克以前也寫過很暢銷的書，從此成為公共表達的代表，但後來他也退回到自己的學術工作去了，並且覺得公共表達會傷害他思想的深刻性。那麼你們是否擔心成為一個所謂的“網紅學者”會傷害你們學術的專業度？
劉瑜：首先我不介意用“網紅”這樣的表達，如果你對自己做的事情——無論是公共表達還是專業表達——的價值有信心，那麼標籤就不重要女性。就我自己而言，密集進行公共表達的時期大概是2004—2012年。現在有些過去的文章還經常被翻出來在網上傳播，所以給人一種我還活躍在公共平臺上的錯覺，但實際上從2012年開始，我就沒有了任何公共賬號，“躲回”了學術體系裡面。
但我想說的是，我完全不認為這種“躲回”學術體系是一種升級，或者是變得更高大上了女性。因為在我成為一個學者之前，我是一個人。 就公共事務表達觀點，是每一個稍微有點正義感的人的本能。
在那段特別活躍的時間裡，我並沒有以學者的自覺性去表達，直白地說，我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在說話女性。當一個公共事件被推到我的面前，我感到這裡面有一些不太正義的東西，我想把我的態度和感受說出來。而恰好我比較愛寫，於是因為表達而獲得了一些可見度，讓很多人知道我在寫部落格和專欄。這就是一個很本能、很自然的事，並沒有那麼複雜的心路歷程。
大概2013年左右，我就不太寫這些了女性。原因有很多，最實際的是，作為大學老師，我很難半心半意地做這份工作。按照我自己的標準，要做一個好的大學老師同時又做一個研究者，真的需要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再加上2013年我女兒出生，家裡的事多了不少，所以我沒有更多時間去做公共發言。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發現我不喜歡“廣場”，我更喜歡“林間小道”女性。廣場發言的社會效應可能更大，但網路討論有一個問題，人們很容易變得情緒化。而每個人應對這種噴湧而出的情緒的方式不同。有些人越戰越勇，但對我來說，在網上吵一架，我可能會沮喪兩三天，非常影響我做正事。所以，某種程度上，我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慢慢捨棄了那個維度的發聲。
退回到學術的體系裡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妥協，甚至是一種退縮女性。我不能為了維持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不顧自己的身體。我不是一個高能量的人，所以必須要做出取捨。
另外，政治學和法學是兩個具有天然公共性的學科女性。政治學、法學是面向公眾的法律，面向公眾的政府。在這樣具有高度公共性的學科裡，如果一個學者始終不就任何公共事務發聲，在我看來反而是刻意逃避的結果，而未必是多麼熱愛學術。
趙宏：我跟劉老師很像，我最初做公共表達或普法，並不是懷有“實現公平正義”這樣的宏大願望女性。陳老師也知道，我們幾個人偶然寫了一個普法專欄。
剛開始寫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對一件事的看法會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互相鬥嘴、在文章中調侃彼此，也完全沒有想到這些文章後來會被很多人看到女性。再後來，慢慢和一些媒體有了合作，每當一些案件出現的時候，我們會被期待去做公共表達，所以慢慢演變成了現在所謂的“網紅學者”。
但羅新老師有句話，他說：“要從人出發，最終抵達人女性。”這句話也不停地出現在我們的文章當中。我們不能只是為了規則而規則、為了理性而理性、為了法律而法律，我們最終還是要找到法律背後的具體的人。 每次在寫案件的時候，我真的會感到自己在和具體的人產生連線。是這些具體的人、具體的案子，讓抽象的研究和真實世界之間產生了聯絡，對我來說這是非常珍貴的。
03
民主與基本權利是矛盾的嗎女性？
陳碧：剛才趙老師談到我們在網上遇到的一些爭議，比如違法記錄封存這件事女性。如果我們做一個民調，也許會發現，反對違法記錄封存的人可能更多。如果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違法記錄封存就是不成立的；但從尊重人的角度，人的基本權利又都應該被保留。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民主與基本權利是不是矛盾的？
劉瑜老師在書裡說民主是一種不那麼壞的制度，學法律的人也最愛說，法治是一種不那麼壞的制度女性。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直被輸入這樣的觀念，也一直堅信這一點。但今天，當我們再去把這樣的觀念分享給別人的時候，卻遇到很多反對的聲音，不知道你們會不會開始懷疑這一點？
劉瑜：這個問題特別好，我也經常思考，當我們崇尚民主的時候，是因為民眾的選擇永遠是對的嗎？我覺得不是女性。皇帝會犯錯誤，所謂的精英、貴族會犯錯誤，老百姓同樣會犯錯誤。 民主制度唯一的優點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制度化的糾錯渠道。也就是說，不用等皇帝死了再去糾錯。
如果民眾投票的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是非理性的，或者反基本權利的，那麼我覺得這裡面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女性。第一個層面，這種所謂的非理性是怎麼形成的。 在沒有真正多元的資訊的前提下，我們不能輕易判斷民意的對錯，因為它很大程度上是被外界因素左右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即便民意是錯的，它錯得也是比較無辜的。
第二個層面，即使在一個資訊多元、自由的環境裡，人們也可能會犯所謂的“錯誤”女性。那麼，我們如何看待這些“錯誤”？很多人天然地會把民主、自由看作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東西。但是，自由的美好之處不在於它總是能帶來和諧，事實上自由往往是非常混亂的，充滿衝突和鬥爭；民主的美好之處也不在於民眾總是對的，事實上民眾也完全可能犯錯誤。
民主和自由的價值在於為民眾可能犯的錯誤提供一個制度化的糾偏機制，僅此而已女性。當然，這個機制能夠執行起來是有文化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基本的寬容和耐心—— 人們需要接受自己不認可的意見、不認可的人以及不認可的政黨也有可能掌握權力。
所以我把民主理解為一場無盡的、流動的實驗：這個階段實驗結果更好、更有說服力，它就勝出了；那個階段實驗結果不好，那就糾錯——這種糾錯應當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依靠等待戈多女性。
在比較一個制度與另一個制度的優劣時，我們經常會進行一個橫截面的比較， 但判斷制度的優劣需要有一個縱向的時間軸，因為試錯一定是一個過程，歷史和未來是制度評價的重要維度女性。如果當下的繁榮的代價是慘痛的歷史和未來，那把縱向時間軸上的總成本算進去，結果可能就不一樣了。
陳碧：我們講民主制度時，會從一個長程去考慮它的效果女性。但剛才我們聊的是一個具體的議題，比如違法記錄封存這件事。面對這個議題，我們聽到很多批評的聲音，而且這些批評的聲音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制度設計出來本身就是為了保護社會的多數人，它也許恰恰會覆蓋到批評者自己、有利於他們，但他們理解不了“這個制度是為我設計的”。
趙宏：我從我的專業角度來說，法治是一種非常明確、穩定的規則，給我們提供了可預期性、穩定性和可計算性女性。同時，這個規則與民主之間有連線關係——規則是由民意選出的代表產生的，民主賦予了規則正當性。但從法律的角度來說，民主一直面臨一個問題：當多元價值需要選擇時，我們的決策機制是一種民主機制。
所以在法律上我們經常會說，我們期待的民主是一種結構化的、可控的民主，原因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公民的情緒女性。但無論怎麼強調，我們也會發現，永遠都會出現多數人的意見壓制少數人意見的情況， 所以法治其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在法學的框架當中對民主的限定。
而法治對民主的限定，基本上來自基本權利，這些基本權利實際上是先於國家和法律的，也就是說是不能由多數人來隨意處置的女性。每個國家對基本權利的規定也是處在國家機構之前的，這意味著這些基本權利也是不能夠以國家機構的名義隨意處置的。
基於集體利益、他人利益的考慮所做出的多數人的意見可以對一些人的基本權利進行限制，但這種限制不能變成對他人基本權利的徹底剝奪女性。 所以說，基本權利其實是少數人用來對抗多數人的武器，法律其實捍衛的也是這些少數人的權利不會隨意被多數人的意志剝奪和壓制。
封面源於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
